第0609章 代价
解决了内迁的胡人的问题,接下来就是商讨是否出兵灭代的事情。
大臣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,所处的位置不同,故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群臣各执己见,针锋相对相对起来!
以崔皓、王猛为首的文官集团认为当下经过了朝廷的种种举措,帝国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,方方面面都需要投入资金,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爆发大战,把钱粮都耗费到战事上。
而以李农、卫峥为首的武将集团则是觉得代国内乱,正是灭代的大好时机。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,不容错过。
这个时候,崔皓心里一发狠,便怒视大司马李农道:“李农,你休要在此饶舌!你以为打仗只是纯粹的军力比拼吗?不,这是双方国力之间的较量!而想要把一个偌大的代国吞并下来,我大魏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你知道吗?这根本就无异于汉武帝针对匈奴的数十年大战了!”
“这……”李农愣了一下,随后就道:“令君大人,你这话就有些危言耸听了吧?汉武帝之时的大汉,或许能跟咱们大魏相提并论,但是区区拓拔鲜卑,区区代国如何能与当时不可一世的匈奴人并驾齐驱?”
“匈奴的巅峰时期,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、浑庾、屈射、鬲昆、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。甚至于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征讨,在白登(今山西大同东北)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余万骑兵围困七昼夜!”
“刘邦是贿赂了匈奴人才逃出来的!之后汉朝采纳了刘敬的建议,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,以汉室宗女嫁与单于,并赠送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及开放关市准许双方人民交易。后文、景诸帝也是沿用和亲政策以休养生息。然而匈奴仍不满足,不时出兵侵扰边界!”
“汉朝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,经济、国力大大增强,才对匈奴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!代国岂能与当时的匈奴人同日而语?”
没想到李农对于汉与匈奴之旧事这么清楚,这倒是出乎崔皓的意料。
不过崔皓可不会就这样败下阵来,而是掷地有声地道:“既然你知道这段往事,就不该劝陛下轻易出战灭代!汉武帝时期,汉朝对匈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战,河南之战(也叫漠南之战)、河西之战、漠北之战。汉军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十五年,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一百多万,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!但最后汉朝始终没能把匈奴消灭不是吗?”
“这不在于鲜卑人是否有当时的匈奴人强盛,而是漠北之地广袤,一马平川,实乃不毛之地,朝廷要之何用?而且鲜卑人多是骑兵,来去如风,我魏军想要找到敌人的主力与之决战谈何容易?而且动辄大战,兵线拉得这么长,不知道要派遣多少的民夫,消耗多少的钱粮啊!”
其实冉闵倒是很赞同崔皓的见解。
冉闵出身武将,他也想灭代继而一统天下,但是冉闵是皇帝,从一国之君的角度上来看,现在与代国发生大战,想要出兵灭代,实在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
打仗,要出兵马,还要派遣民夫,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。尤其是在草原上作战,战线拉得太长了,魏国根本不可能派出太多的兵力。
要知道战争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军力比拼,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分量比韩信重,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达重。
如果韩信、徐达是拳头,那么萧何、李善长就是供应血液的心脏,他们搞钱搞物的能力才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。
汉朝初期的疆土面积仅有二百万平方公里左右,贫弱的汉政权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面对周边四夷的侵扰大多时候都是忍让退守。
汉武帝即位后一改汉朝对外温和的形象,先后大规模派兵征讨闽越、匈奴、南越、朝鲜、大宛、西南夷,可谓是四面八方无不出击。
甚至也是无往不胜,先后在国家的东南西北增设了五原、武威、儋耳、文山、乐浪等30余个边郡,使汉朝的疆土面积飙升到约1000万平方公里。
起初虽有前任皇帝们积攒下的财力,但是几年战争打下来,国库很快就告急了。
尤其是与强敌匈奴的较量,密集的大规模征战前后持续了15年,期间累积动用兵力达到100多万,数次深入匈奴腹地与敌决战,对国家财政实力的考验是巨大的。
这种大规模军需物资的筹集、漫长补给线的转运、数十年的连续作战,显然也不是农业经济所能够负担的。
所以后世人不免疑惑,同样是遇到一位爱折腾的皇帝,为什么西汉没有像秦始皇搞垮清朝、隋炀帝搞垮隋朝那样,在汉武帝手里垮掉呢?
这个问题可以换一种问法:汉武帝相比于秦始皇、隋炀帝的最大区别是什么?
军政能力上或许难分上下,但财政能力上绝对是汉武帝更胜一筹。
汉武帝没有把战争的负担全压到农民身上,他搞钱的策略可以归纳为三大法宝:征收工商税、盐铁官营、收回钱币铸造权。
当时西汉是典型的国穷民富,在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下,商贾们是最主要的既得利益群体。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描述了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:“汉兴,海内为一,开关梁,弛山泽之禁,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,交易之物莫不通,得其所欲”。
汉朝都城长安所在的“关中之地,于天下三分之一,而人众不过什三,然量其富,什居其六”,关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、三成的人口,占有了六成的财富。
“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,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”。由于巨富的商贾太多,有车一百乘、有船一千丈的,才能称得上是大商贾。
于是,因打仗而财政吃紧的汉武帝,祭出了他的第一大法宝:征收工商税。
公元前129年,汉武帝下令“初算商车”,向商贾征收“车船税”,规定:“商贾人轺车两算,船五丈以上一算”,一辆车要纳税240钱,一条五丈以上的船要纳税120钱。
车和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,汉武帝的这则税令可以说是盯准了商贸活动的死穴。
公元前119年,汉武帝下令“初算缗钱”,这是一则资产税,是对商贾积存的现钱征税,规定:商人财产每两缗一算(2000钱纳税120钱,税率6%),手工业者财产每四缗一算(4000钱纳税120钱,税率3%)。
后来为了打击隐匿财产不报以及报而不实者,汉武帝又颁布“告缗令”,要求商人们申报资产,并鼓励举报虚假申报者。
一经查实,弄虚作假者将被没收全部钱财,并罚戍边一年,而举报者将能获得所没收钱财的一半。
除此之外,汉武帝还下令对马、牛、羊征税,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税。
自古以来,盐与铁都是最重要的民生行业,西汉弛山泽之禁,并未实行盐铁官营。
所以在当时的诸多行业中,以盐铁商人为最富,他们积财逾万万钱,个个富可敌国。如果实行盐铁官营,这些盐铁商人的财富,就应当全部是国家的收入。
公元前117年,汉武帝终于要对这块肥肉下口了,他祭出第二大法宝:盐铁收归官营。
在理财大师桑弘羊的筹划下,汉武帝下令设立盐铁丞,并任命当时著名的盐商和铁商担当首任盐铁官,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,盐铁之利尽归国有。
当时,除了盐铁之外,汉武帝还实行了酒类专卖的酒榷制度,酒利也被官府所独占。
这三项民生用品的官营让汉武帝相当得意,他曾高兴地说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”,我还没有增加赋税,国家的用度就已经很充足了。
汉朝初年由于经济凋敝,朝廷对铸钱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,诸侯郡国纷纷自行铸币。随着汉武帝开征工商税、实行盐铁官营,各地私自滥铸钱币对于财政和经济的冲击越来越大。
于是,汉武帝祭出他的第三大法宝:收回钱币铸造权。
公元前115年,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,指定上林三官为唯一的铸币机构,以其钟官、技巧、辨铜三官分别负责铸币过程中的鼓铸、刻范和原料,以所铸新币为国家的唯一通行货币,废除过去所铸的一切钱币,并下令盗铸金钱者处死罪。
收回钱币铸造权后,汉武帝终于赢得了与商人和地方诸侯之间的财富之争,解了财政上的后顾之忧,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卓有成效的军事行动,强悍的匈奴被汉军赶到漠北,汉朝迎来极盛。
值得一提的是,汉武帝最初所铸的新币是三铢钱,又经过三次改革后,最终确定的便是大名鼎鼎的五铢钱,并一直流通到700年后的隋朝。
其实对于群臣来说,灭代与否,其实关系不大。
自古以来的华夏之地,除了南方的晋国部分疆域,现在就都是魏国的了。只要把晋国灭掉,冉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统天下了,而且其疆土甚至比汉朝、晋朝都要大的多!
冉闵想了想,还是决定不出兵灭代,只接纳那些内迁的胡人。
灭代的代价较大是一方面,更多的还是把代国灭掉了,如何安置这一百多万的胡人?
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,所以冉闵干脆不管了。